）《庄子》云：至阴肃肃，至阳赫赫。

在指导案例中未出现的事实——执法依据是地方性法规，在待决案件之中出现了，而现行《行政许可法》框架之下的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在行政许可的设定权限上是有差异的。(43)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工作人员透露给笔者，因为5号案例只触及准运证，而没有涉及其他审批，在盐业集团的要求之下，对《浙江省盐业管理条例》其他条款未予修改。

参见王利明：我国案例指导制度若干问题研究，载《法学》2012年第1期。而私盐越泛滥，加强和扩大垄断经营的呼声就越大的现象。(31)这两份判决书实为同一法院对同一行政案件的裁判，而在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监督之下，结果却大相径庭。缺碘的自然环境会使人体因摄入碘不足，产生一系列疾病，特别是影响胎儿的智力发展。在该案中，湖州某印染公司向温州某盐业进出口有限公司购买工业用盐用于印染加工。

(29) 更值得一提的是，上引《浙江省盐业管理条例》第24条的规定，已经由《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浙江省盐业管理条例〉的决定[2012]》(2012年9月28日公布，10月1日起施行)修改为食盐运输实行准运证制度。在这里，法院突破了仅仅适用于工业盐准运证的5号案例裁判要点1，明确指出行政法规未设定运营行政许可，而只要企业营业执照范围包括经营工业盐，就无需再专门获得盐业主管部门的批准。法院最终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也就支持了被告关于原告未经批准营销工业盐是违法的认定。

王贵松：法院对法律冲突问题的应对：现状与前瞻，载《法商研究》2010年第2期。各地盐务管理部门拥有执法队伍，利用手中的行政管理权控制生产、销售等各个环节，而且还支配盐业管理地方法规的制定。(28)参见温州某盐业进出口有限公司与某市盐务管理局盐业行政处罚纠纷上诉案([2011]浙温行终字第180号)，温州某盐业进出口有限公司与某市盐务管理局盐业行政强制纠纷上诉案([2011]浙温行终字第222号)。⑥不过，这个与5号案例裁判要点1几乎一致的答复，只是就案说案，而没有在可以普遍影响其他类似案件审理的指导案例中呈现，其作用当然是受局限的。

显然，法院的此番陈述同前文所揭5号案例裁判要点1涉及的地方性法规选择适用规则是一脉相承的。被告将第19条第2款中的盐理解为包括工业盐是合适的。

⑨《行政许可法》第16条：行政法规可以在法律设定的行政许可事项范围内，对实施该行政许可作出具体规定。(37)参见石淑华：中国现阶段反垄断问题研究——关于行政垄断的经济学分析，福建师范大学2005年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李建平。根据法律条文的逻辑关系，同一条文的后款往往是对前款解释，或者进一步说明，或者特别规定，故第二款中的‘盐应当是指第一款中的‘食盐，对工业盐不适用。此观点在理论界与实务领域也是相当盛行的。

5号案例在案件事实之外跳跃了一步，向违法设定工业盐准运证的地方性法规发出警示，用意明显是整齐划一地革除由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创建的工业盐运输审批这些举措充分体现了，新一届党中央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就是依章管党、依规治党的坚定意志。（《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6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邓小平的这些分析，意思十分清楚，那就是千万不能把党的领导人当作法律的化身，把领导人的话当成法律，法律不可随意更改。为了贯彻落实习近平这些讲话的精神实质，四中全会《决定》提出，提高党员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把法治建设成效作为衡量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实绩重要内容、纳入政绩考核指标体系，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办事作为考察干部重要内容。

进入 许耀桐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党 法治 。接着，在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分别提出不同的修正案。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尖锐地说，过去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做‘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6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这样的现象再不能存在了。各级领导者手中的权力，要服从于法律。

权与法相比，权不能大于法，而要服从于法。必须加强和改进党对法治工作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过程。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依法治国、依法执政，既要求党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也要求党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依法办事，带头遵守法律，对宪法和法律保持敬畏之心，牢固确立法律红线不能触碰、法律底线不能逾越的观念。回顾新中国制定法律的历史，195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制定的第一部国家大法。

这样的看法和认识，当然是错误的、有害的，要加以纠正。对于党的《章程》和条例、办法、规定、纪律等这些规则，毛泽东在1938年时首先把它称之为党内法规（《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8页），赋予法的概念。

4．遵守关系 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遵守法律，带头依法办事，不得违法行使权力，更不能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改革开放以来，是国家立法最多的时期，到2010年底时，中国已制定现行有效法律236件、行政法规690多件、地方性法规8600多件，已经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由此可见，党和法治的关系，首先是领导的关系，也就是说在我国，宪法和法律的产生离不开党的领导，必须肯定党对宪法和法律以及法治的领导作用。没有党的领导，不可能有国家的法律体系和法治，党始终肩负着领导法律制定和实行法治的重任。

正因为这样，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党的领导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最根本的保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强法制建设，也包含着要把党规党法建设好。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1982年，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实践经验，又对宪法作出了全面修改。

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也已经明确指出，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3．包容关系 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斗争实践中，适应着党的建设和发展的需要，制定了党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章程》以及诸多的条例、办法、规定、纪律等，构成了党员、党的干部和党的组织必须严格遵守的规则。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开创了中国沿着法治轨道前进的新时代。党内法规体系已被纳入法治体系之内，成为五大体系之一。

他们认为，讲党的领导就不能讲法治，讲了法治就会否定党的领导作用，否定党的路线的作用和政权的作用，否定政治思想工作的作用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作用等等，总之，法治这样的概念有片面性，容易导致法律万能论，贬低和抹杀了党的领导。他还指出，各级组织部门要把能不能依法办事、遵守法律作为考察识别干部的重要条件。

曾经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时，当时的理论界有一种倾向，把党的领导和法治对立起来了。我们要实现在建党100年周时，建成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运转有效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2013年5月，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2013年8月对党内法规制度进行集中清理、决定废止和宣布失效一批党内法规和文件。

他明确指出，必须加强法制。只有在党的领导下依法治国、厉行法治，人民当家作主才能充分实现，国家和社会生活法治化才能有序推进。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也多次指出，各级党组织必须坚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保障（《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7页）。

而这一切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完成的。1．领导关系 我国宪法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